可悲的是，中國關于城市化的種種設想都被高房價所利用。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現行體制，我們的法制建設，跟不上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以至，使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有別于全球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進程，陷入了幾大誤區(qū)：

縱觀全球各國城市化的進程，首先是在經濟繁榮時期實現城市規(guī)模的擴大，而在城市規(guī)模擴大的過程中，使擁有土地的人獲得了土地增值的收益。而獲得土地增值的人，在城市買房買車居住和生活，從而拉動了消費，促進了經濟的繁榮。

但是，中國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制。這個體制決定了，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所有土地的增值歸集體所有，然后由集體在分配給個人，在這種由集體再分配給個人的過程中，是中國不同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分配體制，也產生了無數的浪費和腐敗。由于鄉(xiāng)鎮(zhèn)一級政府在城市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注定了政府要分享集體的土地增值的收益，而且，往往在不知不覺之中拿的是大頭，所以，成為城市化進程的最大受益方。我們看見的許多城市周圍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宏偉的大樓，就是這么來的，有的鄉(xiāng)鎮(zhèn)書記鎮(zhèn)長一人就有整整一層樓幾千平方米在辦公，除辦公室之外，還有臥室、小會客廳、大會客廳、會議室、茶室、酒吧、露天酒吧、秘書室、司機室和文員、服務員，奢華的連美國總統(tǒng)也自愧弗如。

這還不說，到了村一級，村干部并不想和普通村民享受差不多的財富分配，也就是說根本不可能將賣地收入用來和大家平均分配，而是給村民出點子，把錢用來辦工廠、酒店和進城辦公司，在這里有成功的范例，但是絕大多數失敗了。而村干部和他們的子女卻將土地增值的收益揮霍一空。本應由土地擁有人直接享受的財富被瓜分和浪費。

有沒有人主動放棄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而去偏遠的鄉(xiāng)村工作和生活，有，但是很少很少，還會被社會看作的轟動的新聞。然而，這在日本東京的城市化進程中，確實非常普遍的現象。

中國的農民工可以進城，而中國城市的白領絕對不會去農村。因為第一有戶籍的限制，城市居民身份和農民身份有著天壤之別，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障，農民卻只能靠自己的土地升值，可是土地增值的財富卻不能完全享受；城市居民的子女上大學可以加分，農民子女想也別想；這種身份歧視使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變得十分幼稚和可笑。第二中國在發(fā)展公共保障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時候，很少考慮農村，以至使農村的醫(yī)療、教育、市政工程、道路交通極度匱乏，不具備生產和生活的基本條件。第三政府管理素質太差。

所以，我們看見的許多事物往往只是表象，不是經濟發(fā)展的根本。比方說，許多農村人來城市打工，被我們的媒體放大到城市化進程加快的地步，其實，這些農民工并不是來城市生活，而僅僅只是打工而已。與其說這是城市化，還不如說這是中國加入WTO以后，用我們的資源換來了西方的消費市場，換來了一些低端的就業(yè)和消費。這應該和我們所講的城市化無關。

迄今為止，我們看見的都是農村往城市的單項流動，而且這種流動隨時會產生回流。去年金融海嘯發(fā)生升后，中國有6000萬農民工重回農村就是這種單項流動的最好反映。而這種單項流動，對房地產的促進效應是非常小的。

中國目前的經濟危機，主要是產能過剩的局面沒有得到扭轉，而無力扭轉產能過剩的局面主要是城市的生產發(fā)生爆炸性的增長而消費力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如果追溯消費力沒有呈現爆炸性增長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沒有實現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財富的增加，沒有讓中國的農民享受到經濟的繁榮，反而讓兩極分化越演越烈。

反映在市場層面，那就是政府沒有辦法控制樓市投機行為。2007年927房貸新政，即二套房貸首付提高到四成，很快導致的局面就是樓市成交量的全面萎縮，房價的大幅下降。本來這是正常的市場行為，但是，地方政府因欠債過多，怕影響土地出讓的收益，在2008年9月15日以后，各大城市自行取消了二套房貸政策，為樓市投機大開方便之門，才有了2009年上半年房價的重新上漲，整個樓市已經不再是為了解決民生所需，而是把住宅當作資本投機的工具，瘋狂的炒買炒賣。

從社會學角度來解釋這種現象，中國已經發(fā)生嚴重的兩極分化，有錢的人很有錢，在投資渠道有限而實體經濟不振的情況下，只有將資金投到不動產上，而這種投向因帶來了房價的上漲，吸引了很多購買力不高的人跟風炒作。

官方在媒體的報道上并沒有指出中國城市化的弊端，而是以城市化進程為幌子，誘導買家高價買房，才有高房價的持續(xù)。而在這種購買力當中，主要群體為投機炒家，其次才是年輕的白領和普通城市居民，真正失地的農民在城市買房時少而又少。這就是中國城市化的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