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與新華社《經濟參考報》共同舉辦了“破解迷局：聚焦中國宏觀政策——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論壇”，論壇圍繞中國經濟面臨的諸多兩難困境及未來走勢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最后，幾乎所有與會者都將話題轉向了房地產問題，認為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與房地產的走向密不可分，房地產問題解決不好，將嚴重影響未來中國經濟的健康發(fā)展。本報將此次論壇的部分內容刊登如下。
《經濟參考報》總編輯杜躍進：
宏觀政策調控面臨諸多兩難選擇
“2009年，中國出臺了一系列反危機措施，中國經濟快速回暖。但在后危機時代來臨的今天，展望艱難前景，我們依然面臨許多嚴峻挑戰(zhàn)。”。
首先，政府主導大規(guī)模的投資，雖然有效刺激了投資快速增長，但是由于投資與消費不同步，致使經濟發(fā)展不同步，而體制限制也使得民營經濟仍然不夠活躍。大量融資和大規(guī)模放貸的行為，也致使地方融資平臺和整個銀行積累了大量的風險。其次，一方面，經濟回升的基礎還面臨著種種脆弱性，另一方面GDP快速增長，經濟出現(xiàn)了過熱的苗頭，CPI增幅已近臨界點，加息似乎難以避免。可是，加息的合適時點很難把握，若調整不及時，有可能錯失控制通貨膨脹時機，導致增長失控。以房地產市場為例，如果任其增長，將危及社會穩(wěn)定，但如果急劇降溫，會使經濟復蘇失去重要動力。
因此，經濟全球化加深與中國經濟聯(lián)系、糾結在一起，凡此種種，都將使中國經濟具有著種種不確定性，宏觀政策調控面臨諸多兩難選擇。
國家發(fā)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
今年宏觀政策還會有一些變動
馬曉河表示，中央已經明確表態(tài)，積極財政政策不變，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變，但他個人認為，在基本基調不變的情況下，今年宏觀政策還是會有一些變動。
馬曉河在發(fā)言前強調，他是以個人身份發(fā)表的觀點，他說，不論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當下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較多。第一，我國的產業(yè)結構在這次金融危機后，已經嚴重不能適應世界新的需求形勢。我國生產的供應外需的產品非常多，但是目前外需不景氣，充滿不確定性。與此同時，我國的內需又跟不上來。我國產業(yè)存在產能過剩、高耗能和高投入等問題，結構轉變方式難。
第二，盡管消費增長很快，但還是落后于投資，如何讓消費超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是個待解的問題。數(shù)據(jù)顯示，今年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5.6%;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7.9%，消費增長依然慢于投資增長。老百姓增加了消費，但消費增長遠遠慢于儲蓄增長。“我們的儲蓄猶如坐上了火箭，但消費只是坐上了高鐵。”。今年第一季度，我國儲蓄增加4.04萬億，去年全年是增加13萬億，而去年全年的消費只有16800億增長量。從經濟學上講，儲蓄會轉化為投資，儲蓄增長快就代表未來投資增長快。
第三，通脹預期正在形成并增加。去年以來，國家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貨幣發(fā)行增長27.7%，而GDP增長8.7%，貨幣發(fā)行增長超過了經濟增長。貨幣有兩個特性，一是水性，凡有市場凡有商品就向外流。二是黏性，凡是附加值高的、可以賺錢的，就向上貼，這樣的情況下，它正在沿著產業(yè)鏈向下游延伸。通貨膨脹預期一般有三個條件，一是貨幣發(fā)行是否超過經濟增長，二是發(fā)行之后是否順著產業(yè)鏈向下流通，流通是否暢通，三是通脹預期是否形成，第一季度末，全國城鎮(zhèn)兩萬儲戶調查顯示，有65.6%的居民預期未來價格要漲。這種情況下，如何防止通貨膨脹從輕度向中度或重度轉移是我們需要關注的。
馬曉河說，回顧這幾年的政策可以發(fā)現(xiàn)，不論是宏觀經濟下降時期，還是宏觀經濟上升時期，政策力度都很高。下一步中國經濟政策如何走？中央已經明確表態(tài)，積極財政政策不變，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變，但在基本基調不變的情況下，宏觀政策還是會有一些變動。他總結說，如果說我們今年通貨膨脹是輕度，宏觀政策恐怕向中性轉移速度會慢；如果通貨膨脹再繼續(xù)向上走，宏觀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向中性邁進的速度就會加快，假如向重度轉移，速度還會更快。
他指出，今年四月份油價上調、大米價格上升，蔬菜價格隨著北方低溫出現(xiàn)一個上揚的跡象都需要關注。
標準普爾信貸評級部主任廖強：
發(fā)展中國家須重視銀行隱性債務
對于發(fā)展中國家而言，來自銀行體系的隱性債務可能會占到很大比重。這部分債務盡管不顯示在已經過去的財務指標之內，但對一個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起到重要作用。
廖強稱，作為世界上三大評級公司之一的標準普爾在分析一個主權國家信用時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和一般意義上分析公司和個人信用狀況時的思路差不多，比如考察包括“主權國家債務與GDP的比值”、“主權國家債務與財政收入比值”在內的財務指標。但除了純粹地對過去的財務指標分析之外，評級機構更重要的需要依據(jù)過去的信息建立一個對未來國家情況的預期，這里面需要重點考察的一個方面就是“隱性債務”。
“任何一個主權政府除了賬面?zhèn)鶆罩舛紩须[性債務，不論是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只不過隱性債務的構成隨著時間變化會不一樣。”廖強說，在分析發(fā)達國家的時候，隱性債務更多地可能是與社會福利相關的方面。但分析發(fā)展中國家，隱性債務除了社會福利方面的預算，更大的一部分來自于銀行體系發(fā)生困難時，可能會給一個國家財政帶來的隱性負擔。對于發(fā)展中國家而言，這部分來自銀行體系的隱性債務可能會占到很大比重。也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中國的評級不像美國一樣高，原因就是來自銀行的隱性負債和美國不一樣。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金融危機以來，其對于一些發(fā)達國家的主權評級進行了下調，下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發(fā)達國家銀行系統(tǒng)出現(xiàn)的壞賬水平比之前預期的多，隱性債務的規(guī)模變大了很多。但到目前為止，歐元區(qū)國家內，除了希臘、西班牙這樣的主權評級有一些向下調整的壓力外，標普對多數(shù)歐元區(qū)國家的主權評級在金融危機里面沒有改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華首席代表Il Houng Lee：
中國要更關注“內需”和“流動性”
Il Houng Lee表示，他個人認為，在后危機時代，中國如果保持經濟增長，應該更多地刺激內需，并關注棘手的“流動性”問題。
他說，金融危機之后，如果新興市場國家要保持與過去一樣的經濟增長率，那這種增長一定要有內部的需求驅動。“中國面臨一個比較大的困難，那就是過大的收入差距。不同省份和地區(qū)以及不同行業(yè)之間的收入差異很大，而這種收入差異會影響刺激內需政策的效果。在中國，家庭收入在國家的GDP中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這種狀況需要改變。另外，房地產的價格也需要調整。”Il Houng Lee說。
他說，中國政策面臨的另外一個難點，就是貨幣政策。“目前在中國，無論做什么，流動性問題都是比較棘手的。”他說，英美等發(fā)達國家在可預知的未來將保持寬松的貨幣政策，利息會較低，在這種情況下，發(fā)達國家的非銀行部門將進一步調整自身的資產，把投資進一步布局于亞洲新興市場國家，這意味著亞洲國家的通貨膨脹問題將進一步加劇，給其貨幣政策帶來新的挑戰(zhàn)。
SOHO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潘石屹：
中國房地產患了“癌癥”
“中國的房地產是有病的，這個病就叫做癌癥。”潘石屹的發(fā)言一針見血。他說，之所以稱為癌癥，是因為癌癥的癥狀是癌細胞迅速成長，迅速擴散，把別的部位的營養(yǎng)吸收過來。這樣下去，會危及中國經濟發(fā)展。
潘石屹指出，我們目前在中國能看到兩類“亂套”現(xiàn)象。一是地價和房價亂套。土地價格本來是房地產價格的一部分，但目前土地價格高得完全離譜，行業(yè)內稱之為“面粉價格比面包價格還貴”。二是房價和租金價格亂套。世界通行的租售比或是租金回報率在中國完全行不通。
潘石屹說，治這個病，可以有三個方法。第一種辦法立竿見影，就是調整首付比例和利率，用貨幣政策的調整控制資金向市場的“輸血”；第二種辦法是稅收政策，具體來講就是推出物業(yè)稅政策，這是縮小貧富兩極分化的好辦法；第三種辦法是針對房地產問題根源的土地政策做出調整。“但貨幣政策對于目前市場的作用只是‘創(chuàng)可貼’，先不讓血流下來，但是從根上治病還是要靠稅收政策和土地政策”。
“新的國四條和新的國十條的出臺，是精確打擊投資性買房的這部分需求和行為，可是房價要靠這個政策打下去可能性很小。這是因為，2009年，中國房地產銷售太火爆，房地產開發(fā)商太有錢，中國在A股和H股上市的房地產企業(yè)70%手中都有超過100億元的現(xiàn)金。因此，我估計，這個政策出臺后，未來幾個月，成交量會降低，甚至會出現(xiàn)‘退房潮’。但因為開發(fā)商手中太有錢，讓他們主動降價的可能性不大。”潘石屹說。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
亟須建立房價穩(wěn)定下落預期
袁鋼明表示，房價上漲的預期非常強，這種情況下政策面臨很大挑戰(zhàn)，政府亟須建立房價將會穩(wěn)定下落的預期。
袁鋼明研究日本問題多年，他說，日本在泡沫經濟之前，從1970年至1985年，15年間房價漲了16倍。日本人就形成了這樣一個預期，那就是股市會下跌，商品價格會下跌，工資也會下跌，只有房價不會下跌。中國目前這種類似的預期已經形成了，甚至打破了常規(guī)，有“政策一出臺，房價就會上漲”的傾向。大部分人都認為，中國的城市化要繼續(xù)發(fā)展下去，所以不管實行什么政策，房價都會上漲。
“所以，政策如何應對預期從而打破預期，其實非常難。今年是虎年，政策也可能是騎虎難下。如果政府能在3年至10年的時間內慢慢把預期降溫下來，就算是成功。而要達到這個目標，政府就要給公眾建立一個制定政策的預期——政策今年不出，明年也要出；明年不出，后年也會出。”袁鋼明說，物業(yè)稅一出，房價肯定會下跌。所以物業(yè)稅出臺要有一個時間表，要建立房價將會穩(wěn)定或者有所下落的預期。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
內地樓市很像1997年初香港樓市
雷鼎鳴以“親身經歷”表示，目前，內地的房價走勢，很類似于1997年年初時的香港，之后會逐步下跌。
他說，中國去年貨幣供應量接近30%，但是到目前為止，物價并沒有過快上漲，原因就在于產能過剩，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利潤率較低，大多數(shù)資金選擇進入資本市場，更進一步說就是進入樓市，于是房價被迅速拉高。
不過在雷鼎鳴看來，目前內地的房價走勢，很類似于1997年年初時的香港。隨著政府的調控政策，1997年底香港房價開始逐步下跌。據(jù)他介紹，如果以1997年底的房價指數(shù)為100來計算，2003年香港房價指數(shù)跌到谷底時只有大約37%，目前也不過剛剛回升到78%左右。
不過雷鼎鳴也表示，中國人口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城市化進程，還有快速的經濟增長，都使得房價增加的壓力不小，中短線下跌仍面臨不小困難。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主要問題在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
李稻葵認為，在未來18個月之內，一定會出現(xiàn)針對房價的更加見效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他說，今年乃至明年中國經濟運行的基本面非常好，對經濟的增長、物價的走勢都不必過于擔心，主要問題就在于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出現(xiàn)了兩個“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一是社會上，尤其是80后、90后的年輕人，對于現(xiàn)在房價如此之高，增長如此之快，從來沒有如此強烈地表達過不滿；二是國家在房地產價格上表達出來的調控也從來沒有如此明確過。“‘這兩個從來沒出現(xiàn)過’結合在一起，一定可以導致政策上的一系列變化，從而使房價在不久的將來出現(xiàn)一定的調整。”李稻葵說。
